杨度乃清末民初时的风云人物。留日期间的著名学生领袖，骚动、激进、反帝、排满。早年科场用功19岁中举，参加清政府经济特科考试，取得第一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。
杨度才大名高，志大野心更大。留日期间写下《湖南少年歌》，“群雄此日争逐鹿，大地何年起卧龙”，颇为自负地以卧龙自许。当他在政坛上崭露头角，文人墨客争相奔走杨门，他写一条幅贴到会客室门左:等到新君践祚，我当了内阁总理，“再为诸君谋啖饭地”。他大才大名大志，无奈德不相配，也就膨胀为无度的野心，终为所累，大半生走入政治歧途，落得个帝制余孽、跳梁小丑的骂名。
杨度的荣辱与袁世凯密不可分。袁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，闻知杨度精通宪法便聘其为顾问。袁进入军机处，与张之洞联名保奏，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。袁世凯还向西太后建议，延揽精通宪法人士向皇族亲贵重臣讲解宪法，并举荐杨度任讲师。因为这些特殊因缘，当袁世凯被“开缺回籍养疴”，杨度仍然奔走于北京和彰德养寿园之间，为袁世凯通信息做策士。
袁世凯借武昌起义二次出山,凭借手中军事实力,以养敌、逼宫,再与革命党摊牌的策略,使清帝逊位,又实现与革命军议和,全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这个时候的袁世凯,俨然成为民族振兴的希望。杨度追随袁世凯,一则报答知遇之恩,二则把袁作为可以辅佐的“明君”，来实现平生政治抱负,无可厚非。
清末民初的大形势是沧海横流、风雨如晦,大关节处极多。杨度学问本不纯正,难免进退失据。他师从大学问家王闿运,求学三年,自称最大的心得是王闿运的“帝王之学”。依王闿运自述、杨度表白,“帝王之学”实为纵横之术。王闿运曾自撰一联,其中两句:“纵横计不就,空余高詠满江山”。杨度在《湖南少年歌》中谈到自己的老师:“更有湘潭王先生,少年击剑学纵横”。纵横术最盛是在战国,苏秦、张仪作为代表人物,朝秦暮楚,全无政治道德可言。依此等政治信仰,奔竞于政坛,随着政治上得势,杨度身上的恶欲便迅速爆发。
利禄巨蠹，不输于他人。武昌起义爆发，清廷重臣奕劻交给杨度70万两白银，游说袁世凯左右,促袁出山,却被杨度中饱私囊。华昌炼锑公司筹资困难,找到杨度，杨度活动袁世凯、张之洞,拉来16万两补助款,也拿了华昌炼锑公司五万元干股。
政客伎俩，后来居上。他在袁世凯身边布置党羽,掌管机要，掌握袁的机密、意向，左右动态。拉拢有用之人,或为袁所用,或荐引与袁接近,在自己左右形成一个派系。他极力博得袁世凯的好感,更着意结交袁氏长公子袁克定,成为“太子”最为倚重的狗头军师。
生活腐烂,成时人笑柄。他进京之后,娶有一妾。又买一雏妓为妾,事泄后遭遇各方攻击，别筑金屋暗藏。他组织筹安会,从袁克定处获得大把经费,他大肆挥霍,包养扬州女子花云仙逾年,因筹安会解体,袁氏败亡,床头金尽,花云仙亦“蝉曳残声过别枝”了。《杨度传》作者对杨度的私生活讳莫如深,著名作家唐浩明三卷本长篇小说《杨度》则设计了一个情节:杨度要把八大胡同云吉班叫富金的美丽妓女赎出,云吉班班主开价40万元。杨度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,挪用筹安会经费可得15万元,再七凑八凑可得5万元。班主说杨老爷马上要做宰相了,先拿20万元把富金带出班,等当了宰相再交20万元。杨度不再犹豫,在馆娃胡同租房把富金接了出去。唐浩明设计这个情节颇有深意,杨度在人生得意时生活放纵,便引发经济的贪婪,因经济的贪婪,又使他在仕途的邪路上铤而走险。
古人有言，一个人德不配才，终有灾殃，德不配位，终成祸患。到后来，杨度的政治博弈，已经蜕变为赤裸裸的追名逐利。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,便加快打造袁家新王朝。他以警察包围国会,胁迫议员正式选举他为大总统。他派人暗杀威胁到他权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。他废除宣誓效忠的临时约法,制定中华民国约法,使总统的权力等同于封建皇帝。他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,卖国贼的嘴脸暴露无疑。这个时候,杨度应当最清楚袁世凯是什么东西。但为了能飞黄腾达,成为新朝宰相,他完全堕落为袁世凯的奴才。袁世凯复辟帝制,《君宪救国论》由他首先唱出,帝制运动由筹安会首先公开活动,他又是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之首。两个首先,一理论,一实践,他一时成为国人口诛笔伐的罪魁,如过街老鼠,且众叛亲离,梁启超登报与他绝交,王闿运劝他“早日奉母南归”,妹妹也写信批评、规劝。他却利令智昏,不思回头。蔡锷云南首义,成为袁氏王朝的催命符,也成为杨度君宪运动政治生命的死刑判决书。
杨度的人生路，在封建时代读书人身上极具代表性。青年时代，志向远大，一腔热血，家国情怀。学而后仕,初心泯灭,成为一个标准官僚,国家政治未见改观，反成日渐腐烂之势。杨度也未脱千百年桎梏与轨道,如若成功,朝堂上只不过又添一极端贪腐的官僚罢了。袁氏败亡,杨度梦断宰相路,最终留了一个光明的人生尾巴,加入中国共产党,为进步事业尽了一份力,算是一大幸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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