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起了陶渊明

想起了陶渊明

    已近二十年没回家收秋了，从农村走出来，曾经的风光和自傲都已不再，带回来的只是一身疲惫。刚回来，手机还频繁地响，多是闹市的吃喝串请。这二十多年来，仿佛从来就没有闲暇过，每时每刻都有事情跟随着你，每每需要沉静的时候，手机就会突然响起。

　　     到了已经开始追求寂寞和沉静的年龄了!索性关掉手机，秋收也是极好的理由，可关了手机，没电话来心里却又失落和牵挂，通讯发达的时代把我们的性格锻造成了什么样子?

　　     做一个“隐者”，竟然这么难!

　　     自然想起了陶渊明。或许正是因为他，中国的史书上多了“隐士”的章节，汉文学增添了清风和傲骨，历史在他所处的年代，是一架老牛拉着的破车，行进在风雨飘摇、前途迷茫的荒野上。生命和文化正上演着一出悲剧。在横亘历史的“竹林七贤”之后，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世界时，“哇”地发出一声哭啼。

　　     据《命子》诗自述，先世源于上古的陶唐，累世名德，功臣迭书。曾祖父陶侃，戎马倥偬而达显贵，官至八州都督，封长沙郡公。可到了他父亲一辈，家境却急剧败落。而在这种环境熏陶下的人，往往会有一股豪情，要重振他的家风。

　　     而陶公呢?庐山脚下的小村是陶渊明的摇篮。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”大自然的日月、山水、草木、虫鱼，启迪着他的智慧，塑造着他的风骨。依偎着高山流水，他苦读诗书，抱着出仕济世之志赴京赶考。35岁时母亲辞世，他戴孝丁忧，离职归乡，直到41岁那年的秋天，陶渊明被朝廷派用彭泽县令。在经历了几次任而归、归而任，陶县令对自己“大济苍生”的愿望失望了。官场不是尔虞我诈就是奴颜卑骨，官场如戏，走进去就身不由己……陷进去，不是白脸就是花脸!

　　     在彭泽县衙，陶渊明用迷茫的目光环顾左右，最后打量了一眼公堂，发出几声讥笑，一部宣言从他的笔下缓缓流出，浇灌了千百年——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!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!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；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……

　　     庐山脚下，栗里小村，几间茅屋，烟云舒展，竹篱密密，秋菊吐香，杨柳依依。每天，陶渊明或耕地种园，浇菊，或读书饮酒。他“性乐酒愁”，端起酒杯就远离了凡尘，就仿佛置身于他一百多年的竹林七贤弹奏的器乐声中。在那激扬的生命乐曲中，他相识了以酒为诗为命的刘伶，常于醉眼蒙眬中恍惚地看到刘伶出门带一壶酒，随后叫随从带上一把铁锹，说:“死便埋我!”

　　     陶公拍案叫绝，引为知己。在当时，陶公也有一挚友，名叫颜廷之。在出任始安太守、路过浔阳临别时，给当地的酒馆留下了两万钱，叮嘱店家，无需给陶公现钱，只管酒。颜廷之是那么了解陶公，陶公喝了三年……于是，“醉舞下山去,明月逐人归”，成了晋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有时做东请客，在酒席上先客而醉，便向客人说:“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”

　　     陶渊明独具慧眼，一张无弦琴伴他终生，和朋友饮酒之后，或独对明月的静夜，常常抚弄这张无弦之琴，他说:“但识林中趣，何劳弦上声。”把一顶小小的乌纱，换成了一件宽大的布衣。他隐居的日子，一个个朝代在变更，他一生贯串了三个朝代，十个皇帝，都如镜花水月，一瞬而逝。滚滚红尘的阵阵厮杀，在他看来不过是窗前的一阵风、一串雨……

　　     颜廷之称他为“幽居者”，稍后的沈约把他请进了《隐逸传》，跟着钟嵘又封给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的桂冠。

　　     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”在甘心清贫、赏菊饮酒的同时，他的心平静吗?读其诗歌始终是不平静的。在遥远的晋代，陶公尚能归隐，而现在隐又能隐到哪里去?

　　     一千多年来，自有了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寻找桃花源，可怎么也寻不到。唐代的王维以为是神仙境界，说:“春来遍地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处寻。”韩愈说得更干脆:“神仙有无和渺茫，桃源之说诚荒唐。”

　　     桃花源是一个美丽的梦想，这个一千五百多年的期待，或许应了林伯渠所说:“栗里先生留雅韵，桃源何处不须疑!”毛泽东登临庐山时也留下了这样的感慨:“陶公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源里可耕田?”

陶渊明的生命历程，实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的生活轨迹。只是在繁华的当今，陶公的追随者还有人在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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