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以此警醒世人，要多行好事。每个人多做点好事，这个世界就会更加温暖，更加和谐，美好。
东汉杨宝九岁时，至华阴山北，见一黄雀为老鹰所伤，坠于树下，杨宝怜之，取雀以归，细心照顾。百余日毛羽成，飞去。其夜有黄衣童子自称西王母使者，以白环四枚与宝:“感君之恩，令君子孙洁白，位登三公，当如此环。”
果如黄衣童子所言，杨宝的儿子杨震、孙子杨秉、曾孙杨赐、玄孙杨彪四代官至太尉，而且都刚正不阿，为官清廉，他们的美德被后人传诵。
杨宝救黄雀的故事可能有，但衔环而报必定没有，只是人们因为杨家子孙多俊彦而想象出来的故事。不过，做好事时，人们会体会到给予他人的快乐，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心情自然舒畅。帮助别人时，看到他人的不幸，悟到生活赐予自己的已经很多，自然会感恩知足，便时时从容愉悦，事事心平气和。其实，杨家四代好子孙，不是黄雀的报答，而是言传身教的结果。
凡事总有一些例外。做好事是人的好品德的表现，但这样的好品德未必都是在促成好事，换句话说，做好事未必就是行善。
冯梦龙在小说中说这样一个故事，某个地方有一座庙，庙里供着一尊用木头雕成的佛像。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很穷，到了冬天，没有燃料做饭，他到庙里去偷那尊佛像，把佛像劈开当柴烧。村子里有一个木匠，他到庙里去烧香拜佛，发现佛像不见了，就回家雕了一尊，送到庙里供奉。那个穷人到处找燃料，他听说庙里又有佛像了，就再去偷，那个木匠也赶紧再去补充。一年又一年，年年冬天都是这样。后来，偷佛像的人和雕佛像的人都死了，阎王审判他们的灵魂。毁坏佛的金身是大罪，那个小偷罪业深重，要下第十七层地狱。那个木匠，那个不断为佛陀造像的人，受的处罚更重，阎王把他打入第十八层地狱。为什么？阎王说，正因为你造了那么多佛像，他才毁坏了那么多佛像，佛的金身才受到这么多的污辱，要不然，那个小偷哪里有机会造这么严重的恶业？木匠的责任比那个小偷的责任还要大。
如果您觉得小说毕竟是编造的，可信度低，咱再说件现实的。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鲁国有一条法律，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，有人垫付赎金赎人后，可以到国库中领取赎金。有一次，子贡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，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给他的垫付金。孔子说:“赐呀，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。从今以后，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。你如果收回国家的补偿金，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；而你不肯拿回你垫付的钱，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。”
有一天，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，那人为了答谢他，送给他一头牛,子路竟收下了。孔子说:“这样一来，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。”
孔子认为，子路的行为是对的，这种行为是在倡导一种规则，付出就应该得到回报。子贡的行为是错的，报销垫付赎金是国家为了达到救赎国人而制定的一种规则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子贡那样的觉悟和财力，子贡的所为，把这条规则打乱了，以后其他人就不会愿意为赎人而垫付赎金了。社会秩序要靠规则来维持，无论何人都应该遵循规则，否则，规则一旦打破，天下必乱。这就是孔子所谓“子路受而劝德，子贡让而止善”的道德标准。
子贡的“高标道德”把原本平淡无奇、人人都能够做到的道德，拔高到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。使得“代付赎金后收回赎金”的道德，(与子贡相比)变成了“不道德”了。如果把一件合于道德的善事变成了“不道德”，谁还会去做？单纯从道德的角度看，子贡要比子路高尚，但如果考察两种行为的实际效果，孔子考虑得更为全面、长远，他深入地分析了这两种行为对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。如果我们非要将现实的道德标准拔高到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，最终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，多数人没有子贡的修养与财富，做不了像子贡这样的义举，不如干脆不做。如果我们退而求其次，适当地降低社会的道德标准，容忍进而鼓励、保护“为人消灾，拿人钱财”的义举，使之成为多数人可以追求得到的精神享受与物质激励，尽管这并非我们最终追寻的理想之国，但毕竟可以感化相当多的人去做好事、行善举，从而构建更为美好的社会秩序。
道德规范是抽象的，道德矛盾却是具体的；道德规范是共性的，道德矛盾却是个性的。具体的、个性的道德矛盾需要灵活变通地解决，不能“天不变、道亦不变”地墨守成规。在复杂的人事和世事环境中，在道德矛盾和冲突的困境中，好心要办成好事，善心想结出善果，不仅要有一颗平凡的良心，还要有“善于为善”的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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